引言

冷战的结束并未终结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诸多争论，反而促使学界更加关注国家身份与国际政治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大卫·坎贝尔（David Campbell）在其著作《塑造安全：美国的外交政策和身份认同政策》中，以后结构主义的视角，对美国外交政策与国家身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反思。坎贝尔摆脱了传统认知现实主义的局限，通过福柯提出的“现时历史主义”（history of the present）方法，揭示了国家安全话语与身份认同建构之间的深层关联。他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并不仅仅是应对外部威胁的反应机制，而是一种主动塑造国家身份、管理社会秩序和维护政治合法性的实践方式。本文试图系统梳理坎贝尔的理论框架，并结合历史语境，进一步探讨其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解的重要启示。

冷战背景下美国外交政策的再定位

冷战的爆发及其后续发展一直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议题。传统解释路径主要分为三类：经典主义、修正主义和后修正主义。经典主义认为，冷战源于苏联的扩张主义倾向；修正主义则指责美国自身的霸权主义行为；而后修正主义则强调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下的结构性冲突。

坎贝尔对这些传统路径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和超越。他指出，无论是将冷战归咎于苏联，还是归咎于美国，都未能触及国家身份认同建构在外交政策制定中的核心作用。在他看来，美国并非仅仅在回应苏联的威胁，而是在通过构建“危险他者”的过程中塑造自身的国家身份。冷战期间，无政府现象（anarchy）不再是国家行为的附属变量，而成为政治实践本身的一部分。国际政治的复杂性、权力的多样性及传统秩序的松动，共同导致了美国外交政策向身份建构逻辑的深刻转型。

冷战不仅是权力争夺，更是身份认同的战争。美国通过将苏联、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等外部势力描绘为“危险”、“疾病”与“污染”，成功地在国内建构了一个清晰的“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这种叙事不仅赋予了外交政策以道德正当性，也为国家内部的社会秩序提供了情感凝聚力和认同基础。

外交政策与国家认同的内在关联

在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重新审视中，坎贝尔特别强调了传统历史叙述方式对国家认同实践的支持作用。他批判了将国家视为自然存在实体的观点，主张将国家理解为一种持续的社会建构过程。外交政策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是国家意志的外在表现，更是国家认同建构的内在机制。

传统观念往往将国家与教会、宗教等社会组织截然区分，认为现代国家是在世俗化进程中自然演化的产物。坎贝尔则指出，在基督教时代，教会本身便承担着确立社会身份与秩序的职能。在“上帝已死”的现代社会，国家不得不继承这一职能，通过外交政策等手段应对不断涌现的无序与不确定性。国家认同不再是既定的，而是必须在持续的危险想象与他者界定中被不断重申与巩固。

外交政策因此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它在对外行动中塑造国家的国际形象；另一方面，它在国内话语中建构社会内部的共同身份。坎贝尔借助霍布斯的理论框架，强调了权力与身份建构之间的紧密联系。在无政府状态下，安全不仅关乎生存，更关乎秩序与认同。国家通过将国际无序化为“外部威胁”，将内部分歧归类为“内部异端”，维系了自身作为统一主体的幻象。

外交政策不应被简化为国家利益的直接延伸，而应被视为一种通过对差异进行规训与管理来维护社会秩序的实践形式。身份认同与危险感的相互生成，构成了外交政策不可或缺的动力机制。

危险的政治符号学

在坎贝尔的理论中，危险并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外部威胁，而是国家身份构建过程中必然产生的产物。危险作为一种象征体系，与社会的道德想象密切相关。国家通过特定的象征编码，将某些差异构建为危险，从而界定自身的存在。

坎贝尔回顾了“社会机体”这一古老的隐喻传统。在神学与政治理论中，国家与社会往往被比拟为一个有机体。社会体的健康需要不断排除疾病与病毒，这一逻辑深刻地影响了现代国家治理观念。当代政治话语中，移民、异见者、少数群体乃至特定意识形态，均可以被建构为对社会机体健康的威胁。

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正是这一逻辑的具体实践。苏联被描绘为“外来的病毒”，共产主义则成为道德腐败的象征。这种语言不仅服务于对外政策的合法化，也加强了对内社会秩序的控制。危险与认同在此互为前提：没有对危险的想象，就没有稳固的自我认同；没有自我认同的危机，就不会有对危险的重新定义与放大。

坎贝尔特别强调，差异并非与认同对立，而是认同生成的必然条件。通过界定“我们”与“他们”的边界，国家塑造了自己的身份。而危险感，作为差异管理中的情感机制，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界定的紧迫性与正当性。

从山巅之城到冷战堡垒

美国历史上独特的国家认同叙事，为坎贝尔的分析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从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抵达新大陆开始，美国便自我想象为“山巅之城”（City on the Hill）——一个被上帝选中的民族样板。随着领土扩张与帝国主义兴起，这种神圣使命感逐渐演变为全球扩张的道德正当性。

19世纪的西进运动与印第安人政策体现了这种叙事的内在逻辑：通过将印第安人等土著民族标记为“野蛮”，美国确立了自身的“文明”身份。进入20世纪，这种逻辑被顺利嫁接到反共斗争之中。苏联及其意识形态威胁成为新的“外部危险”，而美国则自我标榜为自由与民主的守护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便将注意力转向布尔什维克革命，警惕共产主义对国内秩序的渗透。政府将布尔什维克主义描述为一种传染性疾病，与流感、霍乱等公共卫生危机并列。这种将政治异见生物医学化的策略，成功地激发了社会的恐惧心理，并为后续的反共政策奠定了基础。

冷战期间，忠诚宣誓制度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推动的“国家安全优先论”进一步将国家治理与身份政治紧密结合。国家安全不仅是军事问题，更是文化纯洁性和社会秩序问题。通过不断界定与排斥危险他者，美国维持了冷战时期的内部凝聚力与国际道德地位。

结语

大卫·坎贝尔在《塑造安全》中，以锐利的后结构主义视角，对美国外交政策及其背后的身份认同机制进行了深刻揭示。他指出，国家安全并非对客观威胁的自然反应，而是通过塑造危险与管理差异不断生成的政治实践。美国作为案例，清晰地展现了外交政策如何通过话语建构，持续维护国家认同与社会秩序。

坎贝尔的分析不仅深化了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解，也对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重要挑战。他打破了国家作为自然实体的假设，强调了国家认同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动态建构关系。通过引入后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坎贝尔揭示了权力、话语与身份之间复杂而紧密的互动机制。

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坎贝尔的理论具有持续的现实意义。全球化进程中，国家身份认同危机不断加剧，新一轮的危险建构与他者化现象层出不穷。从反恐战争到移民危机，从大国竞争到区域冲突，安全话语依然是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理解外交政策背后的身份政治逻辑，成为解读当代国际局势不可或缺的一环。

当国家过度依赖对外部危险的建构以维系内部秩序时，民主空间可能受到压缩，社会多元性可能被牺牲。如何在身份建构与开放性之间寻找平衡，成为未来国际关系与国内治理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